25日到26日，中日韩外交部门在首尔举行一系列双边和多边会议，探讨重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有关事宜。三国上一次领导人会议于2019年12月在中国成都举行，当时商定韩国为下一届的轮值主席国，但随后日韩矛盾发酵及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等因素导致会议机制陷入停摆。韩国外交部长官朴振25日表示各界对三国合作机制重启充满期待，并且强调取得三国民众都能切身体会的实质性成果非常重要。

作为中日韩推进互信和深化合作的一个标志性象征，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以及在该框架下设立的中日韩合作秘书处等机制，日益成为三国双边和三边贸易能否稳步推进、规模再创新高的“风向标”，能否以贸易为基础带动投资及产业等其他多元交流合作的“晴雨表”，以及能否维系外交总体稳定、安全总体可控的“压舱石”。中日邦交正常化50多年、中韩建交30多年的合作历程，乃至2011年以来中日韩合作10余年来取得的累累成果等都证明，中日韩合作切实推动着三国发展与繁荣，三国交流合作的意义明显大于猜忌防范的负面指向。

对于中国而言，2022年日韩分别是中国的第五和第四大贸易伙伴、第二和第三大外资来源地，也分别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与单体国家贸易额超过3000亿美元的国家。日韩两国对华投资存量分别超过2000亿美元，日韩企业构筑的在华产业链、供应链已经成为融入区域乃至全球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日本而言，2022年中韩分别为日本的第一和第四大贸易伙伴，两国成为日本成熟技术和核心零部件的市场、中高端产业转移的承载地、销售国际化和投资本土化的目标国，面向中韩的合作继续成为日本经济增长和企业收益的关键变量。对于韩国而言，2022年中日分别是第一和第三大贸易伙伴、第二和第四大外资来源国，中日成为韩国特色产业链及供应链上可上、下可下的伸缩区，也是“韩国制造”及其产品不断提升竞争力的孵化器。

对三边层面而言，中日韩互为搬不走的近邻，同属儒家文化圈，是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情缘相系的一体化蓄水池，新冠疫情之前三国人员往来规模最多时候超过2800万人次，三国经济规模占东北亚的95%、东亚的90%、亚洲的70%、全球的25%。加快重启中日韩合作机制，利用好三国各自和三边拥有的优势，挖掘好三边合作的巨大潜力，对于三国各自和整体发展前景都很重要。而从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没有改变、区域与多边合作依然深入人心的大形势看，加强中日韩合作的意义还明显超越三国本身，进一步关乎东北亚稳定、东亚繁荣以及更广阔层面的亚太发展。今明两年又恰逢日本和韩国先后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加上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国际社会对于中日韩如何在联合国体系内发挥积极作用和展现合作担当都寄予厚望。

当然，毋庸讳言的是，无论尽早促成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还是深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框架下的三国制度型合作，抑或深化后疫情下中日韩地方合作和人文往来，三国之间都还存在一些显而易见的困难、阻力和掣肘因素。除了横亘在中日和日韩双边之间的历史恩怨、现实矛盾，美国加大介入并试图剥离中日韩关系、塑造美日韩走向直接军事同盟以撬动日韩充当遏华前沿基地，“北约亚太化”和“亚洲小北约”呼之欲出，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导致对海洋环境严重失责的做法等多重负面因素叠加，导致中日韩以“经贸”为中心的合作协商正被以“遏制”为重心的猜忌防范所侵蚀，充斥“新冷战”思维的遏华举动正在消磨中日韩数十年合作形成的机制和前景。

这些叠床架屋的风险表明，中日韩虽为地理上的近邻，但政治信赖还不足以增信释疑、外交温度还不足以相互温暖、民众认知还不足以心心相通、经贸支撑还不足以相互依存等，都是难以否认的现实。三国合作机制几度风雨，一些碎片化的主客观因素频繁冲击三边合作，排除这些纷扰和困惑，需要三国从官方到民间各个层面的通力合作，但再艰难也要克服阻力，回到相互理解的初心；再难也要挖掘内生动力，回到彼此合作的用心；再变也要树立协商思维，回到协调共进的恒心。

围绕这次中日韩外交部门高官会议，中方表示重视中日韩合作，积极支持韩国担任三国合作主席国，强调加强三国合作符合三方共同利益。韩国外交部长官朴振25日的一番话也让人们对三国重启合作抱有更多希望，他说三国合作走过的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希望秉持三边合作机制的初衷再次开展密切沟通。（作者是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东北亚战略研究院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