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2020年1月20日《环球时报》国际评论版

日前，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在美国智库会议上对中国有一些强硬表态，此前日本的政界、媒体界和经济界的个别保守势力也不时会对中日关系发出一些刺耳的声音。我们该如何去界定在中日正常化趋势中的这种负面聒噪以至于现实搅局，又如何认清日本产官学界在处理对华关系上或隐或现的两面性呢？

首先，我们应该看清楚中日关系转暖或者说正常化的大趋势。2018年10月安倍首相访华确立的中日关系正常化正在政治、外交、经贸和区域合作等方面不断结出阶段性果实，不仅中日双边经贸额再次迈上3000亿美元大关，两国双向投资和人文旅游也日益热络。尤其是2019年6月大阪G20峰会期间，两国领导人就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改善发展达成十点共识，为践行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定位，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指明了方向。2019年中日经贸额和日企对华投资继续稳固增长，中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第三方合作不断扩大，第八届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坚定多边和自由贸易的信心与十年愿景规划，都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中日战略互惠的美好前景。

其次，我们应该理性看待日本对华两面性的客观存在。回顾战后中日关系的历史发展脉络，可以发现日本在对华交往上存在挥之不去的两面性，既要获得现实的地缘利益与长远回报，还要处处留有防范乃至遏制的余地，伴随正向的操作总要有一点背后的小动作。这一点从吉田茂到佐藤荣作，从小泉纯一郎到安倍晋三，周期与方式不同，但考量与做法却无本质不同。我们可以正视这种历史的客观存在和日本政体的制衡影响，但希望这种两面性后遗症的影响在可控的程度。

最后，我们要辩证认识日本对华两面性的博弈属性。着眼中日关系的现实，同样可以洞察到日本将对华交往的两面性一直作为双边乃至大国博弈去处理。这种夹杂实用与功利目的的两面性，既有客观存在的历史延续性，也有战略博弈的现实拓展性;既有处理日美欧等外交上的筹码用意，也有经济上的讨价还价色彩。可以说，不管此轮中日关系正常化如何演绎，两国之间合作中伴生摩擦，交流中掺杂矛盾，互惠中衍生博弈将是中日正常化的新常态，博弈既是日本对华交往两面性的战略体现，也是中日正常化轨道上无法轻易搬走的障碍。

认识这些特点，更加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前进方向。中日2000多年交往的历史，尤其是百年近现代史告诉我们，中日“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历史也告诉我们，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在合作与交流中不放弃旁敲侧击的遏制取向，对互信无益，对双赢有害，对未来有毒。前瞻中日关系正常化走势，尽管还存在日本的两面性周期性发作及产生的诸多不确定性的考验，但也有期待中日构建双边新型合作示范与推动亚太区域一体化的乐观。我们有理由相信，把握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前进方向符合两国的国家利益和长远发展，“中日和平、友好、合作，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当然，我们不会放弃有理、有据、有节的应对，但更需要辩证认知，确立合作的信心。(作者是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