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歧阜县高山市一家企业最近“东窗事发”，被爆5年来一直将从中国进口的鳗鱼伪造成日本爱知县产的鳗鱼批发销售。这个事件一出，立刻让人想到日本国内类似“造假”事件已非孤例。本月中旬，日本国土交通省被爆存在长达8年重复记账、错误统计建筑业数据，其中部分数据还被用于计算日本GDP，因而恐将导致日本GDP数据被长时间夸大。在此之前，日本近年来已经接二连三地出现造假事件，比如日产汽车涉嫌无资质人员从事车检；神户制钢篡改产品数据，将产品以次充好供应给200多家客户；商工组合中央金库通过篡改财务数据，违规向不符合条件的企业发放高达7000亿日元贷款，以套取政府政策补贴等。

为什么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建筑业到金融业，日企造假事故频发，甚至一些政府部门也牵涉其中？曾几何时，日本享有相当高的商业信用。将产品做到极致的“工匠精神”，以货真价实和物美价廉闯荡世界的“日本制造”，成就了日本的形象。但如今，动辄爆出的造假事件让“日本制造”含金量大打折扣，让日本“工匠精神”蒙羞，也让日企诚信为王的神话不复存在。

客观来说，日本是一个法制规范、法律严格的国家。在商业和个人诚信指数普遍较高、社会对企业造假零容忍的氛围中，别说长期性、隐瞒性和刻意性造假，就连一两次的撒谎都被视为商家抹不掉的污点。而且，在日本的商业习惯中，造假的直接和连带成本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法律和舆论重压之下，责任人内疚自杀、企业一蹶不振甚至走向倒闭的例子不少。为何在这种条件和背景下，日本近些年来造假事件仍屡见不鲜？从三个方面或许可以窥见个中原因。

一是被不断赶超的日企经营压力巨大，导致焦虑下的铤而走险。日本经济深陷“失落的二十年”期间，面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诸多领域的后来居上，日企几十年来建立的行业领先地位屡被超越。日益增多的竞争对手、陡然增大的经营压力、瞬间放大的焦虑心态等，让一些日企越来越无法淡定。经营和业绩的双重压力以及焦虑心态的推波助澜，导致个别企业在造假上由最初侥幸的试探，到尝到“甜头”一发不可收拾。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日企造假行为由局部行为向集体参与乃至全面蔓延演化，造假也从单一行业向多个行业扩大，造假时间由一时兴起向多年持续隐瞒肆虐。通过不正当手段牟利缓解经营压力，成为一些日企见怪不怪的做法。

二是日本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和监督制度日益形同虚设。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企业管理曾被视为东亚范本，成为后发国家研究和学习的对象。但这些在经济高速增长和“日本第一”时明显奏效的机制和制度，后来日益被全球经济迅猛变革和科技经贸一体化甩在身后。墨守成规的管理理念和相对落伍的内容，使一些日企内部治理机制有名无实，监督制度形同虚设，不仅机制上对企业弄虚作假网开一面，制度上也为企业粉饰业绩预留空间。就连各级管理人员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长期隐瞒和蔓延也就可想而知了。

三是日本政界频繁爆出涉及撒谎、隐瞒、造假和违规的操作，带来负面示范和影响。尤以涉及前首相安倍本人的“森友学园”低价收购土地、“加计学园”套取国家经费和“赏樱会”费用支出作弊为甚。置事实于不顾以及倚仗权势闪烁其词、极力掩盖等做法，不仅凸显日本的政商勾结和权钱交易等顽疾愈演愈烈，也直接助长了一些无良企业上行下效、无视规则、淡化诚信、试图蒙混过关的风气。日本一些政府部门也对此类事件越来越容忍迁就，在涉及自身问题时更是只图侥幸躲过。（作者是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东北亚战略研究院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