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太太陪母亲去了海南，剩下我一个人穿梭在江南和江北的家之间，要给江北的花和盆景浇水，要给江南的鸟添食和换水，太太嘱咐每隔几天还要给两边收拾一下卫生，原来这些都是太太打理，一旦自己做才发现也挺耽误时间也挺累的，也真真正正地能体谅以前不时飘来的她的抱怨。

这个周末的上午，在家整理老照片，想挑几张格外有纪念意义的放在照片墙上，错落有致的镜框还是女儿上广州之间就弄好了，一直空着，看出我的拖延症还挺严重。除了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各个时期家族的合影、父母退休后的旅游照片，反映我们一家三口岁月轨迹等照片，一张爷爷拿着美国文化交流杂志的照片，让人忍俊不止，因为杂志拿倒了，这当然不是文盲的爷爷的错，是当时借单位大相机拍照的我的疏忽。我想到了爷爷，想到了已经去世快三十年的爷爷那慈祥的面孔。

给父母过生日是爷爷去世以后的事情。在那之前，父母从来没有给自己过过生日，当然，我们也同样没有他们给我们兄妹三人过生日的印象。父亲常说，只要爷爷活着，晚辈就没有资格过生日。家里一直没有给爷爷烧纸的习惯，爷爷活着的时候，经常对爸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活着不孝，死后瞎胡闹。也可能是受爷爷那句话的影响吧，我们做孙子﹑孙女的，在爷爷活着的时候都很孝顺他老人家。爷爷走之前躺在床上最后叫的名字就是我这个大孙子，说要我扶他回山东老家去。那是爷爷咽气前的最后一句话，由此我知道了老家在弥留之际的人心中的份量。

爷爷长寿，在１９９２年去世的时候，按照户口计算是９６岁，按照真实年龄计算是９３岁。父亲说，爷爷在６０年代由山东老家农村迁入哈尔滨时为了顺利落户，将户口改小了几岁；爷爷是文盲，不识字，也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爷爷数钱却不含糊，这些在我和弟弟上小学﹑初中的时候深有体验。而且，爷爷还知道许多历史典故，会讲很多章回故事；爷爷一直没有再婚，从我们记事时起，就没有看到过奶奶，只知道她死的早．听说与爷爷结婚不久，在父亲几岁的时候与人私奔，娘家人因此与她断了缘分，知道奶奶还活着是爷爷去世以后，同时知道了爷爷在山东老家还曾与另一个女人搭伙，算是朴素爱欲的小插曲。爷爷只有父亲一个孩子，这在没有计划生育限制的那个年代挺少见。更让我们吃惊的是，爷爷参加过淮海战役，但只是做抬担架的民工。父亲常当着爷爷的面儿教育我们，你爷爷要是有文化，那怕有我这初小程度，也早就南下，说不定早当师长了。说的爷爷的胡子一翘一翘的，不知是高兴还是后悔儿。

经常给女儿讲小时候帮爷爷做这做那的事情。每次讲到帮爷爷分拣破烂的事时，女儿就瞪大了眼睛，“爸爸不觉得难为情吗，让同学知道了怎么办？”也许女儿并不明白在那个物质短缺的时代，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但在我的印象里，爷爷拣破烂的收入可是帮了那时家中的大忙。父亲在世的时候，每次说起爷爷，总是指着他一直没有舍得扔掉的旧式三五挂钟说，“那时全家就靠我４０多元的固定工资，你妈妈的一点临时收入，养活一个６口之家谈何容易。没有你爷爷拣破烂，那能买得起这个三五牌挂钟，还有飞人牌缝纫机﹑永久自行车，还有……那时父亲的表情充满了对自己当时能够拥有几件在那个年代算是时尚的物件的满足和儿子对老子的追忆。

其实，爷爷拣破烂不仅帮助了经济拮据的家里，它还是童年的我和弟弟通过自己的劳动，购买对于我们来说足以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精神食粮的画册﹑小人书的经济来源。爷爷每天都是天刚蒙蒙亮就出发去拣破烂，在我们上完第二节课的时候，爷爷才回家吃早饭。那时的小学是上午上课，没有特殊的政治学习和团体活动，下午一般不安排课程。中午放学进家，我和弟弟的第一个反映就是搬过凳子，越过窗台，到后院帮爷爷分拣他当天拣的两筐破烂。所谓分拣，实际上就是将破烂分类，分别归拢到院子里堆放的纸张﹑破布﹑玻璃﹑瓶子，铁丝等黑金属，铝﹑铜等有色金属的十几个大筐里，待积攒到一定程度再统一送到废品回收站换成现金。最初帮爷爷分拣破烂是父亲强迫我们做的义务，由于是强迫，也没有回报，我和弟弟都不愿意做，最后只好按照单双日划分，两人还经常因为月大月小、天数多少发生争执。也许是不愿意看我们哥俩为此闹得不可开交．爷爷后来给我俩定了一个鼓励政策，不管谁，只要做的好，每次给２毛钱奖励。出生在物质富庶时代的女儿可能根本无法理解在当时２毛钱的概念。依稀记得，当时一本不错的小人书才１毛五分，有名的《富春江画报》才不到３毛钱，著名的《钱绍武素描选集》才１元上下。就是吃冰棍，普通的能买六七根，奶油冰棍还能买四根呐。有了经济刺激后，爷爷的破烂筐再也不会出现摆放到黄昏还没分拣的事情。有时候，我和弟弟还因为对方抢先一步自己分不着而斤斤计较。

后来实施改革开放后，爷爷因为年事已高，挑不动前后两个破烂筐了，就去一个小自行车铺做更夫，以另外的形式赚钱补贴家用。现在想来，比起强迫我们帮爷爷分拣破烂的父亲，爷爷还真有经济头脑，至少那个年代他知道如何鼓励孙子自己动手，用自己的双手丰衣足食，满足我们小小心灵涌动的对物质追求的欲望。

再后来，我和弟弟先后大学毕业，走上社会参加了工作，并结婚生子。爷爷却因为半身不遂已是多年足不出户，开始常年在家养病的生活。那段日子里，有了收入的我们，经常给爷爷买一些他喜欢吃的食品，还定期给他零花钱。爷爷总是笑眯眯地调侃我们，说他那时候没有白给我们２毛钱，没白疼我们，虽然老了身体不灵便了，但他得济了。

事后回想，当初自己对有一个拣破烂的爷爷的确有一些自卑，在放学的路上，路过废品收购站我会绕着走，怕被同学碰上卖废品的爷爷，在与同学们的闲聊中也尽量回避拣破烂这样的话题。其实，那时的我对爷爷的破烂筐是又爱又恨，因为分拣破烂，我比一些同学多一点零花钱。同样，我又怕同学们因为破烂筐笑话我，爷爷的破烂筐成为我那时心头之挥之不去的阴影。现在每当看到街头拣破烂的老人，我都会在心中升腾起对爷爷的回忆，心中也不时泛起一阵歉疚。“爸爸为什么净给大爷钱，怎么不给大娘？”女儿对我给路边的乞丐付钱时的性别歧视很是不解。是啊！也许是对从来没有见过面、抛弃了爷爷和父亲的奶奶的一种报复，也许是对爷爷破烂筐时代的种种怀恋吧！

虽然直到去年父亲去世，才将爷爷和父亲合葬在二龙山明西园的家族墓里。但这些年爷爷在我心中一直很真实，爷爷的破烂筐让我想起许多，不是空洞做人的大道理，是随着岁月点滴堆积而成的对生活的细微感悟。

泛黄的老照片在眼前一会儿模糊，一会儿清晰，让这个周末上午的情绪也飘忽不定。书房杂务柜上面那台三五座钟上了弦，依然走得很准，每隔15分钟还要打点。父亲离世后，我继承了这个散发着诸多家族和先人念想的老物件，出来进去看到它，我的记忆就会瞬间穿越，再次闪回到那个虽然贫穷但却温馨的岁月中去，爷爷和父亲的音容笑貌也会交错着向我走来。